一、反围剿的起因

      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处正式开始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并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开展了土地革命。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党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二、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国民党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但是，此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错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四、总结

      整个五次红军的反围剿经历证明，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按照中国自身的情况和实际来展开，不能只依靠外来的经验和认识，不符合自己的情况的道路也不会是坦途。